激情杀人否可以亦须贬斥惩处？爱情之所以不会再次发生命案，大多数都是因为恐惧或是气愤，最后丧失了理智。这种情形可以定义为激情杀人。有学者指出激情杀人不应区别于有意图的密谋杀人。

所谓激情杀人，是指行为人在主观上原无杀人的蓄意，只是在情况迫切，且精神受到反感的性刺激情况下，丧失自我控制能力，将人杀掉的不道德。[1]吴允峰教授将激情杀人必须不具备的几个条件归纳如下：一是必需是因被害人相当严重罪过而引发行为人的情绪反感波动；二是行为人在精神上受到反感性刺激，一时间丧失理智，失去或弱化了自己的辨识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三是必须是在愤慨丧失自我掌控之后立刻实行了杀人不道德，激情状态与实施不道德之间无间隔的冷静期。[2]可见，激情杀人与有密谋的蓄意杀人有所不同，既缺少预先确定的犯罪动机，也没事前自由选择好的犯罪目的，其主观上的罪过程度显著轻于有密谋的蓄意杀人。

因此，西方很多国家对非密谋的激情杀人在定罪量刑上广泛重于同种犯罪性质的一般故意犯罪。例如英国《1957年杀人罪法》规定：“如果在谋杀罪的指控中，不存在着陪审团需要查明被告人受到激怒（无论是用不道德或言论或两者兼具）而失去自我控制能力的证据，陪审团就应当确认，被告人所面对的激怒否也不足以使长时间的人实行被告人所实行的某种程度的不道德。”[2]瑞士刑法典第113条也作出了类似于的规定，“根据当时的情况，行为人因可原谅的反感的感情兴奋或在根本性的心理压力下而杀人的，一处10年以下重惩役或1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刑”。

我国澳门地区的刑法典第130条（减低杀人罪）也规定，“如杀人者系由不受可解读之兴奋情绪、宽恕、恐惧，或者最重要之社会价值观或道德价值观之动机所支配，而此系显著减低其罪过者，处二年到八年徒刑”。[1]我国刑法虽然没把激情杀人作为一项法定的量刑情节，但是法学界普遍认为其可以作为一种贬斥惩处的酌定事由。2011年药家鑫杀人案媒体就曾对激情杀人展开过普遍而白热化的争辩，但较之本案不存在较小差异，药家鑫未因不受被害人的性刺激而产生恐惧情绪，更加不不存在因情绪轻微波动而失去或部分失去自我控制能力的问题。

事实上，我国涉及的刑事政策指导文件及司法实践中，处置蓄意杀人案件时往往不会考虑到和激情有关的因素，不存在激情杀人因素量刑时一般来说不会从宽处理。1999年《全国法院确保农村平稳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中规定：“……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起的蓄意杀人犯罪，限于判处死刑一定要十分谨慎……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显著罪过或对矛盾激化负起必要责任，……一般不不应判处死刑立刻继续执行。”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秉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2条规定：“……因遇害方罪过或者基于义愤引起的或者具备防御因素的突发性犯罪，不应亦须从宽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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